伍慧萍：欧美总是责备我国对欧“分而治之”，但这恰是他们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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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6月24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完毕初次出访，回到北京。在德法拜访期间，面临欧美社会宣传的“去危险化”，李强总理指出，应该把防危险的主导权还给企业；防危险和协作不是敌对的，不协作才是最大的危险，不开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我国愿与世界社会一道，促进交易和出资自由化便当化，旗帜鲜明地对立交易保护主义和各种形式的“脱钩断链”。与此同时，近期德法国内也呈现若干意向，德国发布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担任北约史上最大规划空演总指挥；法国总统马克龙则一边表明想参与金砖峰会，一边责备北约秘书长人选；德法轴心之间的裂缝好像在加深？德国、乃至欧盟在对我国的三重定位中明晰说到“准则性对手”，并高呼对华“去危险化”，可是否认识到“去危险”本身便是巨大危险？既是同伴又是对手的联系，将怎样影响我国对欧方针？对欧作业又有哪些抓手？对此，查询者网采访了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教授。

查询者网：为什么德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台延迟如此长时刻？德国社民党议员阿尔特称，由于德国没有战略文明传统，曩昔70年一向将战略问题丢给北约，现在是一个重要的文明革新，需求必定时刻。怎样看德国打破这个传统，处于“年代转机”中的德国，将转向哪个方向？您对这份战略全体形象怎样，有没有特别值得查询的当地？

伍慧萍：德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台的确拖了较长时刻，德国新政府是2021年12月正式上台，其时的联合执政协议中就现已提出拟定国家安全战略的方针，2022年3月18日正式发动，本来估计耗时一年左右，预备在本年2月的慕安会期间出台，但后来一向往后拖，直到6月14日德国内阁才正式发布，并且在这之前媒体也没有发表文本内容。

其间的首要原因，一是联邦政府内部各部委之间对相关问题及文本细节存在较大不合，二是联邦和各州层面也由于分权问题有比较多的贰言，比方关于灾祸防治、网络进犯等方面的管辖权，联邦政府期望扩权，但各州对此存疑。尤其在一些争议性较大的问题上，各部分之间的对立比较多，最显着的比方是，终究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里边没有说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现在德国联邦政府设有联邦安全委员会，本来期望仿效美国形式，树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理府担任和谐、拟定国家安全方针；但由于交际部由绿党主导，假如由总理府和谐就意味着在重要交际问题上的权利被削弱，所以交际部对立树立。

德国国家安全战略打破了曩昔的传统，之前安全方针都是由国防部牵头拟定，但首部国家安全战略恰恰是交际部牵头，经跨部委和谐，简直一切部分、乃至连教研部都牵扯其间，成果便是跨部分的不合显着。并且，德国本来计划在国家安全战略的结构下再拟定一个新的我国战略，但现在看来我国战略什么时分能出台更不确认，各方在要害内容的表述上不合更多。

从前史纵历来看，二战往后德国长时刻在军事上奉行所谓的抑制文明，由于国家安全战略首要触及传统意义上的安全，所以对德国而言，出台首部国家安全战略这一实践本身就现已打破了此前的捆绑。

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负面前史阅历，战后德国很少谈庞大战略，挑选将北约作为军事保护伞，本身更重视开展文明国家这类非军事的民实践力，更多地着重政治价值观、规范性权利，聚集于开展经济实力，建造福利国家，而在安全战略方面历来不会自动谈及。

但我个人认为，最晚是从两德共同之后，德国的战略文明产生了较大的改变，由于德国的自我认知有了十分大的改变。一般来讲，大国都会出台国家安全战略，论述其怎样认知世界形势、周边环境，怎样评价大局性的应战，怎样界定本身的人物。两德共同后，德国认为自己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在这方面开端有所考虑。

现在，德国进一步打破曩昔的传统，首要是两方面的表里驱动力，一个是前面说到的国家转型，共同之后全体实力上升，伴跟着国家兴起，自然而然有了内生驱动力，开端需求更周全地考虑一些年代问题，对世界环境、本身定位，至少要有战略上的表述。

二是，外部驱动力也很重要，由于德国联合政府在2021年末上台后就明晰表明要拟定国家安全战略，但选在上一年3月18日发动，要害要素便是俄乌抵触；战役迸发后，总理朔尔茨提出“年代转机”这必定论，意味着德国交际方针、安全方针等都正在阅历相应的转机。所以，俄乌抵触必定程度上是严重的外部影响。

表里两方面要素促进德国克服了内部各种不合，终究出台这样一份战略。

德国出台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图自路透社

查询者网：不过对立的是，俄乌战役迸发后，德国乃至整个欧盟恰恰与北约之间变得更和谐共同，在外界看来这好像与德国推出国家安全战略的意图有所相悖，怎样了解德国人的这套逻辑？他们观念中的独立与和谐共同（不管是北约仍是欧盟）究竟是什么意思？另一层面是，由于北约最早树立的意图之一是有监督战后德国的意图，所以与战败国的束缚有关吗？

伍慧萍：北约首任秘书长从前说过，树立北约的意图便是挡住俄国人、留住美国人、约束德国人。但跟着时刻推移，这些方针也在产生改变。

我觉得，假如当下仍是运用二战后对战败国德国的束缚这样一种认知，其实是过期的。两德共同三十多年，德国早已走出战后初期的生计状况。跟着国家全体实力的进步，它不只仅经济强国，也期望在政治上逐步发挥更大效果，在欧盟、在全球发挥领导力。德国的自我认知中，现已自视为一个正常国家。所以，出台一部国家安全战略，也是展示这方面的大志。

实践上，我本来预期它或许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更多议论德国的领导效果。由于之前官方的各种表态中，越来越多地提出德国要承当领导效果，乃至包含军事范畴；但从实践出台的文件来看，相关表述仍是比较慎重的，没有提及领导力，提的是更多的职责。

至所以否会影响德国跟北约之间的联系，出于战后前史经历的原因，德国国家安全战略中重复着重德国交际的两个支柱，一是欧洲一体化，这一点连续两德共同之前的传统，始终将德国的开展壮大放在欧洲一体化结构之下，跟欧盟的交际与安全战略相符，只要这样才能够消除其他国家对德国兴起的顾忌。

二是跨大西洋联系，着重北约结构下的美欧协作。这两大支柱贯穿于国家安全战略。这在必定程度上体现了德国战后的前史经历，关于德国而言，这一经历是成功的，德国也由此构成途径依靠。

二战之后，本来北约的针对目标便是镇压德国，但实践上到了1955年，德国在北约的结构下完结重新武装，再后来德国自动在军事安全范畴挑选将北约的核保护伞作为本国的安全保证。

1955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与北约。

或许咱们国内会有一些观念认为，这样做相当于丧失了独立的军事主权、谈何独立国家，但他们的理念的确跟咱们不太相同，并且在客观实践中，由于北约的存在，德国彻底不必忧虑在军事范畴的安全问题，能够使用更多的资源去推进自己的福利国家建造，开展软实力影响等等。这是德国的一套政治逻辑。

当下俄乌抵触的确对德国产生了实践影响，不过在怎样应对和开展欧洲防务方面，德国跟法国还不太相同，虽然德国人也提欧洲独立防务，着重应当树立欧洲的防务系统，但它的条件是在北约结构下。比方，刚刚在德国本乡举办的北约有史以来最大规划的空中演习“空中卫兵2023”（Air Defender 2023），德国就担任整个演习举动的总指挥。

可见，德国正在寻求北约内部的领导力，在北约的一些使命中承当领导效果；它期望自己在军事方面产生必定影响力，可是在欧洲、北约的结构下。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空中卫兵2023”演习现场图自北约官方网站

查询者网：不过说到这一点，正好也令人想起另一个对照物——坐落东亚的日本，同样是二战战败国，在战后世界政治中与德国有着不同的途径挑选，具有的世界位置也截然不同，但最近日本在军事、安全范畴的动作十分活泼，引起了周边地区的警觉，所以从这个视点来讲，是否能够对这两个战后国家的当下实践做一些对照？

伍慧萍：从国家位置而言，德国和日本仍是存在较大不同。当然，咱们能够看到德国在军事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多，默克尔任期内还跟特朗普政府争论2%军费开支的问题，但这次国家安全战略中已明晰这一许诺，详细是从下一年开端，按跨年的均匀数来核算到达军备开支2%的规范。并且俄乌抵触后，德国也提出1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尽力开展军实践力。在欧洲本乡安全问题上，德国在北约结构下的体现越来越活泼。

可是，需求指出的是，德国在军事方面发挥效果，并没有引发周边邦邻太多的疑虑或许忧虑，更多的反应是等待德国发挥效果。这和日本仍是有点差异。

德国周边的国家，除了俄罗斯之外，大多是欧盟成员国，相互之间是盟友联系；而德国挑选了一条相对稳健的兴起路途，重复着重欧盟体系，在军事上也保护北约结构。所以，一个强壮的德国是否会成为欧洲的安全隐患，周边国家对此并没有太大顾忌，反倒有较大的等待。这一点和日本及东亚的环境仍是有差异的。

查询者网：其实，除了国家安全战略之外，朔尔茨还说到未来会有一个详实的对华战略，在现在的各方博弈中，会在短期内出台吗？最近明镜周刊对此有一个谈论：“去危险化”是一个悦耳的词，但要上升为战略，需求澄清我国的危险究竟在哪里，什么样的反制办法更适宜；从国家安全战略的涉华内容到或许出台的对华战略，您怎样评价德国的对华方针？别的，关于“去危险化”本身或许成为一种危险，德国内部是怎样评价这个问题的？

伍慧萍：其实前面谈到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全体形象时，我还没有十分明晰的答复，我的形象便是全体内容比较平平，更多是粗线条的结构性内容，它是一份准则性攻略，而不是详细操作手册。

这个战略是各个部委、各方力气退让下的产品，经过多轮修正，跨部委和谐，所以表述比较慎重、温文，包含涉华问题也是如此，通篇没有说到灵敏问题。

战略明晰提出德国对我国的三重定位，其间第三重“准则性对手”早在2019年就开端提，但现在则是愈加强化。

但这儿要指出的是，德国并不是吸收了美国的说法，第三重的新定位最早便是德国人提出来的，是德国联邦工业联合会、也便是德国经济界的说法，接着渐渐变成欧盟版别——2019年3月份被归入欧盟最新的对华战略表述，所以切当说，是德国的对华认知影响了欧洲。在这次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则是详细变成“去危险化”概念。

所谓去危险化，德国人很早就在提，由于他们的认知是对我国的依靠性太强，有必要下降依靠性，换一种表述便是去危险或下降危险。现在，这个概念成为德国和欧盟对华方针的根本指导性准则，乃至连G7也开端运用。

至于新的我国战略究竟什么时分出来，恐怕德国人也说不准时刻，首要原因是各部委之间的不合。实践上，早在上一年，德国媒体就现已曝光根本文本，但至今仍迟迟不出，阐明政府内部关于详细表述仍存对立。

当然，虽然都用“去危险化”概念，但德国的对华定位跟美国的对华定位仍是不相同，美国把我国作为最首要的战略竞赛对手，但德国乃至欧盟仍是三重定位，并重复着重是去危险而不是脱钩。

某种程度上阐明他们对我国的认知十分对立，一方面看到了准则竞赛，认识到了他们所认为的危险，究竟两边的政治互信仍是比较有限；另一方面，从2016年开端我国就成为德国最大的交易同伴，现在也是欧盟最大的交易同伴，所以不或许脱钩，只能挑选“去危险化”这一表述。

俄乌抵触客观上又在背面“推了一把”。德国人、欧洲人发现对俄罗斯的动力依靠太强，导致现在很被迫；当他们复盘比较俄依靠和对华依靠，发现对华依靠远远超越俄罗斯，是一种全面性的依靠，所以得出一个在咱们看来不太正确的定论，即需求下降对华依靠，并将此作为指导性准则。

未来德国、欧洲会连续出台详细约束办法，其完结在现已有许多了，比方对中企的出资检查，再比方约束德商在华出资、收紧政府出资担保，出台供应链法等等，去危险化的东西仍是不少。德国在去危险化的结构下开展多元化战略，即不只跟我国经商，也要考虑跟其他国家拓宽经贸协作联系。

德国汉堡港口与物流股份公司6月19日发布声明，在完结终究出资检查程序后，该公司与中远海运就汉堡港“福地”集装箱码头签署终究股权收买协议。其时正值我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拜访德国。材料图

查询者网：其真实外界看来，道理都懂，但问题是在这个转型进程中的本钱、危险掌控，德国政府是怎样评价的？别的，他们重复提“经济安全”，从经济视点来看，许多时分是商场挑选的成果，并不必定彻底跟政府想要的方向共同。有德国智库提出，德国应进一步澄清怎样界说“经济安全”，有必要广泛考虑，但不该过度；关于企业行为应有所忍受，宏观经济和企业会有不同观点，等等。实践上，最近德国和欧洲经济体现并不抱负，这套准则性概念在其内部认可度会不会遭到质疑？

伍慧萍：这一点其完结已没什么太大后撤空间了，现在在德国及欧洲政界现已达到一致，即在经济、交易等范畴坚持对华触摸，不寻求脱钩，可是方针拟定者越来越认可存在国家安全危险及准则性对立，国家安全认识日益增强。德国国家安全战略着重全体国家安全观，认为国家安全不只触及到传统的军事、国防等，也包含经济、教育等非传统安全范畴。

这意味着，全体的方针环境产生了巨大转机，经济界也难逃影响；往后欧洲、德国在与我国的经贸来往中，国家安全要素的考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曩昔一年，中资入股汉堡港功德多磨。最近德国政府同意对英特尔补助100亿欧元在德国东部建芯片厂，试想假如是中资并购德国芯片企业，简直是不或许的作业；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英特尔在德国出资是不存在国家安全危险的，这背面是中德之间依旧缺少信赖根底。

德国政府的这种方针导向对企业界会产生深远影响。李强总理拜访德国到会中德政府商量，他在跟德国经济界谈判时提出，防危险是必要的，但防危险与协作并不抵触，并且应该把防危险的主导权还给企业。李强总理的这段讲话，在很大程度上是期望引导德国的民间和企业，能够客观看待危险问题及单向依靠性高的忧虑。

查询者网：那么德国民间、企业界对这些呼吁的反应怎样？其实咱们看国内报导时，能够显着感遭到德国经济界对我国商场、包含与我国政府的往来仍是比较频频、乃至能够说友爱的，尤其是跟其他欧美国家比较。未来中德之间会不会呈现经济范畴比较热、政治层面比较冷的状况，抑或二轨交际活泼的状况？

伍慧萍：现在德国政府的方针引导很显着，对企业界的影响是实真实在的。

我国依旧是德国最大的交易同伴，并且上一年气势也还不错，但本年第一季度，不管是德国从我国的进口还有对我国的出口都有所削减，必定程度上是政府指挥棒在发挥效果。

在这种方针引导下，大企业由于长时刻深耕我国，资源比较多，愈加了解我国商场，所以现在在华出资气势还比较好。之前有查询数据显现，上一年德国在华直接出资占整个欧盟在华直接出资的85%，阐明德国大企业对在华出资仍持有较大决心。但中小企业就显着比较慎重，它们对我国商场环境不太了解，即使本来有出资意向，遭到当下方针环境的影响，也或许抛弃来华出资。

这种政冷经热的趋势会继续一段时刻，经济界期望推进、至少是保持中德之间的协作根底，这儿边需求咱们做更详尽的作业，不断地阐释相关方针，引导他们辩证客观地看待依存度的问题。

全体而言，中德经贸协作是现在中德之间最重要的一个安稳要素。咱们期望经过政治高层的战略沟通，政府商量机制和战略对话的进行，必定程度上提增强政治互信根底。

在二轨交际方面，除了应当加强经济界、高校、智库的沟通之外，还能够在德国当地政府层面多下功夫，这是当时环境下，咱们应当要点去争夺的力气。

查询者网：这儿想到一个小插曲，就在德国国家安全战略发布当天，产生一个小风云，我国光伏企业高管在入境德国时被带走协作查询，虽然过后看起来更像插曲，但在国内仍是引起不小波涛。尤其在现在的地缘政治下，咱们对此类事情会比较灵敏慎重，不管是企业人士仍是学者研究人员等等，不免忧虑会不会成为一个国家政党政治或大国竞赛的“牺牲品”？您怎样看这些忧虑？

伍慧萍：关于这起事情本身，实践底细并不很清楚，不好做判别是否具有针对性，或许是否会牵涉更大规模，或许仅仅个案。

但在当下的方针环境之下，触及到灵敏范畴的活动会遭到必定约束，即使是中德之间低政治范畴也会遭到影响，比方一些学者到德国访学的签证或许会比较困难；高校协作、技术协作，尤其在德方看来是军民两用的一些项目协作，会遭到愈加严厉的检查；国防军工就更不或许了。

当地时刻6月19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柏林同德国工商界代表座谈沟通。新华社记者丁林摄

查询者网：李强总理初次出访挑选德法两国，其实比较这两个意图地，本年初马克龙访华之后，中法联系和中德联系好像存在一些落差。最近马克龙又有了新表态，期望参与金砖峰会，对北约秘书长人选表明贰言，您怎样看中法和中德的温差，以及马克龙最新的表态？假如争议长时刻化，会在欧洲内部引起一些什么效应？

伍慧萍：法国和德国的交际传统是有差异的，这一点曩昔采访中也提过。法国更倾向大国交际传统，有更明晰的大局观，心态也更敞开一些，杰出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大国应该与各阵营开展友爱联系，但它也着重跟美国严密的盟友联系，包含马克龙访美期间也着重这一点，对此咱们不该有误判。只不过，法国对美国盟友的认可程度比德国要稍弱小一些，对北约的批判更多一些，更杰出开展欧洲的独立防务。

至于德国，咱们看到在俄乌抵触后，在安全架构上愈加倚重北约，本身也期望在北约内部强化欧洲支柱，阵营归属认识更强。

这是德法的不合，但咱们也不能过于扩大这种不合。比方说，现在国内或许认为法国在对华问题上更为友爱，但其实也不能抱太大等待，在一些根本性准则性问题上，德法的根本表态仍是归属西方阵营，只不过德国人或许更真实一些，有些问题会开门见山指出来。

德法在一些严重问题上的默契程度跟默克尔时期比较的确显着下降，方针和谐度和协作严密度都有所影响，这会对欧洲业务的处理带来问题。俄乌抵触继续至今，欧盟也很难主导欧洲的安全格式，有必要依靠北约，德法之间的和谐显着不行。

查询者网：从我国的视点来讲，是否会呈现这样一种状况：曩昔咱们常常讲欧洲联合，期望一个联合的欧洲在世界地缘政治中成为重要一极，我国也支撑欧洲发挥更大效果；但现在的形势是俄乌抵触、中美竞赛等，欧洲全体更靠向美国、方针拟定美国化，比较之下法国的对华情绪好像更弛缓一些、对美国、北约的情绪也稍微强势一些，这样一来欧洲内部的不合或割裂，是否有或许成为咱们去做作业的当地，怎样看这种想象？引证英国政治剧里边的一句话，一个割裂的欧洲对咱们愈加有利。

伍慧萍：首要，我觉得欧洲方针“美国化”这一说法不太稳当。其实西方政治都是如此，政党竞赛决议了方针输出进程必定存在不安稳要素，这不是美国独有的特色，也不是欧洲政治遭到美国影响，而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共性。在这种政治生态下，方针缺少长时刻性和安稳性，或许会缺少长时刻的战略。

其次，欧美言论一向责备我国对欧洲“分而治之”，但其实美国对欧洲也是如此，欧洲内部的确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方针态度、不同的政党力气、不同的政要，不管从实践利益仍是本身理念来讲，便是存在许多不合，这是客观实践。

这种不合对咱们来讲未尝不是一件功德，但这种状况不只咱们看到了，美国或其他国家也看到了。拉姆斯菲尔德提出“新欧洲老欧洲”，特朗普时期更重视撮合中东欧国家，现在也是如此，美国着重波罗的海国家、波兰等国的利益，必定程度上也是在使用欧洲内部的割裂，浸透自己的影响力。

欧洲内部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声响存在，能够为咱们争夺更多的友华力气供给抓手。就像德国对华战略由于内部不合过大迟迟不能出台，这个成果对咱们来讲也不是坏事。

当然，咱们在考虑中欧联系时，也不能疏忽俄乌抵触带来的晦气影响；不管中方怎样表态，欧洲始终将中俄绑定起来，这对咱们处理一些业务时会有所掣肘。

中德中欧之间有不合很正常，但我国在处理对欧联系时更多的着重一致，杰出协作的一面，期望能够尽量争夺，这也会成为一种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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